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徐雪纯
7月1日，由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重要窗口”研究所主办的“共富”实践调研发布暨浙江经验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团队从全球视角出发，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及成效，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言献策。
北欧高福利制度国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介绍，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推出“社会伙伴计划”，让农民、工人、雇员和管理人员共商工资水平和企业利润水平，有效减少了劳资纠纷，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与整体竞争力，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但从2008年开始，爱尔兰经济下行、失业率飙升，运行20多年的“社会伙伴计划”因工会、雇主联盟无法达成一致而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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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孟亚莉介绍，进入21世纪，法国面临社会经济新情势，经济下行，人口老龄化，公共开支赤字严重，福利国家制度遭遇危机。她总结了法国贫富差距日趋严峻背后的三点原因，即去工业化明显冲击经济和就业；财政赤字严重，福利国家制度难以兑现目标；分配方式不合理与教育资源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
德国在社会公平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硕认为，德国的举措主要有四：其一是通过法律保障最低时薪标准，保障灵活就业者的基本收入随经济上涨和通货膨胀同步增长；其二是提升居民低保收入，细分低收入人群和家庭，精准帮扶，加大对单亲家庭和多子女家庭的帮扶力度；其三是政府通过税收梯度调控二次分配，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其四是保障居民住房基本权利，提升全民居住质量，对居住有困难的居民群体提供租房补助，保障租房稳定性和租客利益，切实实现租购同权。
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助教、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黄洋介绍，战后英国构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国民提供医疗、就业、养老和其它福利保障。但到70年代，福利国家弊端显现，公共开支负担沉重，部分国有化行业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推行再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支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英国亦缩减社会福利水平。他认为，基于英国经验，福利体系的发展不能盲目追求高水平高增长，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相适应。
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郑宇龙则介绍了极具日本特色的“故乡税”政策。近年来，日本政府为应对地方产业空心化、少子高龄化等诸多问题，允许纳税人将一部分税金自愿捐献给其他地区，并由地方向纳税人提供“回礼品”。这一举措增强了都市人与乡村的联结，成为焕发乡村生机的重要动力，但也出现了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大城市的税入减少等弊端。
韩国经济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起飞，到2021年，GDP已位居世界第十，基尼系数处于较合理区间。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讲师、博士刘璐认为，这与韩国政府减贫举措密切相关，主要有二：一是政府主导调整收入分配，积极干预初次分配，通过个人所得税和家庭为单位计税等制度设计，努力调整收入再分配，缩小城乡差距；二是健全由社会保险、公共援助和社会福利三部分构成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过，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缺乏包容性和持续性，目前韩国社老年人贫困和妇女贫困现象突出。
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助教、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振杰则从埃及塞西政府的减贫实践出发，介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有益探索。塞西政府减贫举措主要有五：其一、保障性福利项目兜底，着力消灭绝对贫困；其二、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其三、加强针对落后地区开发式扶贫，缩小地区差距；其四、积极推进教育和创业脱贫，提升贫困人群内生动力；其五、强化计划生育措施，针对重点问题精准减贫。
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李兴刚在归纳和总结中提到，上述国家政策实践典型共性特征有二：其一是政府是主导性力量，但社会的参与十分必要；其二是经济发展是政策取得成效的前提和基础。
课题组成员认为，为更好推进浙江共同富裕实践，可借鉴五点经验。第一，持续做大发展蛋糕是关键。所有的共富理想都是基于发展的基础之上来实践的。而且任何基于经济永远正增长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政策也是要遭遇困难的。另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即便寻求共富有瑕疵也是正常的，经济收缩时，任何寻求共富的举措都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在合理保护资本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规范和约束资本行为，建立劳动者报酬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强工会力量，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缩小雇员与经理层的收入差距，增强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同时需要规范国有垄断性行业的劳动者报酬，提高非垄断性行业的劳动者报酬。
第三，健全二次分配体制，强化税收制度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构建符合国情省情的系统性政策举措。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加快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逐步转向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充分考虑家庭异质性问题，建立个税综合数据库，健全财产税税收体系，进一步完善财产税的税基、税种和税率，加强对资本所得的征收力度，尽快实现房产信息登记联网制度，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重点向拥有多套房产的人群征税，减缓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降低弱势行业的税负标准，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负压力。
第四，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力度，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加强保障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积极引入民间资本，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鼓励企业积极从事各项慈善事业，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
第五，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推动共富实践。共富的理念毫无疑问是善意的，但各国国情不同，各省省情不同，如何把政府的宏观调控、企业的诉求和经济发展相结合，找到各方能接收的稳妥方式推进共同富裕，才可长治久安。
与会专家还从共同富裕县域样本、乡村振兴人才战略等角度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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